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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
实际不良贷款超过银行总资产的1%,意味着可能存在问题,超过5%无一例外意味着问题严重。
但最糟糕的是,贷款组合的问题越大,虚报贷款质量的动机就越强。
应该反映银行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往往是最不可靠的。
目前,这些变革的高速度正使我们苦恼不已,它们带来了不少有待解决的难题。
那些不是处于进步队伍前列的国家,也遭受着同样的痛苦。
一种新的疾病正在折磨着我们,某些读者也许还没有听说过它的名称,不过在今后几年内将听得不想再听——这种病叫做“由技术进步而引致的失业”。
这意味着失业是由于我们发现节约劳动力使用的方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为劳动力开辟新用途的速度而造成的。
但这只是经济失调的暂时阶段。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从长远看,人类终将解决其经济问题。
我敢预言,100年后进步国家的生活水平将比现在高4-8倍。
即使是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看,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而且即使是作更乐观的估计,也并非异想天开。
为了便于讨论,且让我们设想,100年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的经济境况平均要比现在好上8倍。
毫无疑问,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不足为奇的。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的需要是永无止境的。
不过,人类的需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绝对的需要,即是说,不管周围的其他人境况如何,我们都会感到这种需要的存在;另一类是相对的需要,即是说,只有当这种需要的满足能够使我们凌驾于他人之上,产生一种优越感时,我们才会觉察到这种需要的存在。
这第二类需要,即满足优越感的需要,也许才真正是不知餍足的,因为当一般的水平有了提高之后,这种需要也会水涨船高。
不过,绝对的需要也许将很快达到,其实现的时间也许要比我们大家所意识到的还要早得多,而当这些需要得到了满足,那时我们就愿意把精力投放到非经济的目的上去。
经济表现可能并不支撑央行收紧狭义流动性 去年支撑经济的三板斧,出口、地产、基建。
首先出口层面,高基数叠加大宗价格抬升,我们认为后续出口大概率将承压回落,虽然下行速度未必会特别快,但随着海外发达经济体自身生产的恢复,我国出口逐步走弱的概率仍不低。
其次是地产,虽然一季度地产支撑仍较强,但按照我们之前分析,随着政策严控,地产滞后回落是迟早的事。
最后基建层面,无论是专项债发行速度偏慢还是政策出台等,一定程度上其实都反映了基建后续支撑动力的不足,甚至可能面临压降的约束。
去年经济在疫情冲击后,回升的特征是消费慢,生产快,而工业生产加快主要是出口需求旺盛、基建和地产投资回升的拉动。
但今年来看,情况有所相反。
随着疫情受控以及疫苗接种推进,服务业的消费开始明显发力,餐饮、旅游、电影、商务会议等服务业消费大体上回到疫情前甚至超过疫情前。
但服务业消费回升的同时,中国和美国的耐用品消费(家具、家电)开始放缓,对应到制造业的需求开始回落。
毕竟民众一旦恢复正常生活,必然是先恢复服务业,但居家时间减少会导致对家里使用的各种耐用品需求下降。
中国的出口增速有开始回落的迹象。
而缺芯片也使得不少中下游制造业行业的生产开始放缓,比如家电、电子产品和汽车等产业。
因此,今年的经济格局来看,可能跟去年相反,出现消费改善,但生产回落的现象。
随着二季度信贷额度收紧以及地产调控趋严,如果地产和基建投资也开始回落,那么工业生产动能也会继续下行,PMI走弱,并带动PPI的环比回落。
最新4月PMI数据显示生产、需求同步走弱,也印证了我们的一些判断。
历史上来看,PMI与债券收益率基本同步,如果PMI走弱,货币政策难以明显收紧,甚至可能放松,债券利率可能是下行而不是上升。
从政策逻辑上看,如果央行在5-6月份都没有收紧狭义流动性的动作话,三季度经济表现可能不会再给央行收紧的机会。
因为一旦地产受控、基建压降,那么下半年来看,支撑经济动能的重任只能落在消费层面。
但考虑到消费对经济支撑毕竟有限,综合下来经济动能可能会延续回落,央行自然也就没有收紧的必要,反而会考虑是不是需要重新放松货币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
5月可能成为决定债市胜负手的关键期 综合我们上述分析来看,其实对市场来讲,当前谨慎的债市情绪可能会在5月迎来最终的决胜负,暨央行到底会不会收紧狭义流动性。
如果央行5月没有进一步收紧的动作,那么后面再收紧的概率就比较低了,债市的局面也会变得更加清晰:央行在通胀风险抬升阶段都没有收紧狭义流动性,那么下半年一旦经济走弱、通胀回落,那么央行就更没有必要去收紧货币政策了。
最新政治局会议提及,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其实进一步降低了货币政策收紧的可能性。
市场当前对下半年经济走弱的预期其实也比较一致,更多的分歧还是在于接下来的一两个月。
一旦央行没有出现“紧一下”的操作,那么债市可能会迎来空头的一波回补,利率可能会加速下行。
今年10Y国债利率中枢水平可能在3%,突破回落至3%之下也是有可能的。
按照央行政策思路,引导市场利率围绕MLF利率波动,2019年10Y国债利率中枢水平大概在3.2%,而当时1YMLF利率则在3.3%、1Y国股存单利率则在3.1%-3.2%附近。
历史上来看,除非资金面特别紧张或者特别宽松的情况下,10Y国债利率与1Y国股行超AAA存单利率基本持平。
如果按照与2019年对应关系来推论,在央行后续不会收紧狭义流动性的前提下,1Y国股存单大概率围绕2.8%-3.1%附近波动,相比于2019年下行20bp左右,那么按照这种锚定效应,因为MLF利率低于2019年,同业存单利率中枢也应该低于2019年,那么10年期国债的中枢也应该是比2019年低的。
所以,如果今年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那么10年期国债利率就会跟随1年期存单利率的中枢下降而下降,10年期国债中枢水平可能降至3.0%,即部分时间段利率可能是低于3.0%的。
政治顾问詹姆斯·卡维尔(JamesCarville)表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交易员为抗议不断膨胀的预算赤字而推高收益率,但这与匈牙利和波兰的债券抛售有相似之处,因为他们担心经济繁荣将导致通胀螺旋式上升。
摩根大通的策略师则建议继续减持中欧和东欧债券。
摩根大通的数据显示,过早结束购债计划对波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这是因为波兰央行购买了48%的债券,而匈牙利央行购买了近三分之一的债券。
如果波兰央行提前制定了加息时间表,该央行将不得不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计划,这可能会导致市场失去支撑。
波兰官员尤金尼乌斯·加特纳尔(EugeniuszGatnar)最近呼吁波兰央行在6月份加息。
然而,在这个10人的委员会中,他的声音仍然占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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